('夫妻俩一唱一和，你夸我仁厚，我夸你公正的，速速定下李义府的罪名和处罚——免李义府中书侍郎官职，流放咸海之地。其家人涉罪者，同流。姜沃手持笏板，站在朝上愉悦看帝后打配合。也毫不意外于李义府的流放地：咸海是苏定方大将军刚开拓的边境。按照帝后的兴趣，若有朝臣流放，一定是要描边。这不，李义府就获此殊荣，去为大唐驻守新的边境线了。不，也不能算驻守，他并无官职，只是白衣流放。*常朝上做好了充足准备，要劝谏帝后处置李义府的世家朝臣，都有种重拳出击，结果一拳落空，大大被晃了一下子的空虚感。各自摸一摸袖子中的奏疏，再想一想准备好的满腹‘劝谏皇后’的大道理，心中颇为一言难尽。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话可说。只好都顺着皇帝道：“皇后处事公允，赏罚分明。”李义府被宦官和侍卫直接从朝上押走时，整个人都是不可置信的，都到了门口才开始喊冤。然后迅速被堵嘴，打包拖走，在流放前先行入住刑部。而皇后在朝上依旧气定神闲，甚至还就咸海此地，与皇帝和诸朝臣论起了史——汉时咸海畔曾有大宛国，盛产汗血宝马。汉武帝令汉使持千金往大宛国去买宝马。然而大宛国拒绝了，还道：“汉距我甚远，大军安能至此？”不但不肯卖马，甚至还贪图重金，把汉使给杀了，吞掉了大汉的金银。汉武帝是什么脾气，知此事当即大怒，令发兵伐国。大宛国速速被灭。朝臣便听皇后继续道：“可惜大宛国破后，也再未见汗血宝马。”皇帝则接口道：“若是李义府能够在咸海畔养出汗血宝马来，倒也可以将功折罪。”皇后便再次赞叹道：“陛下仁德宽和。李义府之罪，原该遇大赦天下也不能还京的。既然皇帝有此恩典——”“姜侍郎。”闻丹陛之上，皇后点名，姜沃出列。皇后声音温和：“姜侍郎于吏部考功属，那便在李义府的流放令上记一笔，若是他真的养出了汗血宝马，便按陛下恩典，遇赦可还。”姜沃抬笏板于面前：“臣领旨。”朝臣们：……何必绕弯子，帝后您两位直接说，李义府此生流放不还，不就完了？心声虽如此，面上还得附和皇后道：“陛下仁德宽宥之心，古今罕见！”*经此一事，敏锐的朝臣便体会到了皇后的政治手腕。《姓氏录》顺利修成，世家阀阅声望为之一折。而此番秉公处置李义府，又平了朝堂怨愤。世家朝臣除掉这个‘罪魁祸首’，倒也不好继续闹下去了。皇后这一番操作，相当于捡了把本就脏污的刀，捅了世家一刀，然后把刀一扔，自己身上都没溅上什么血！不少臣子不由想起，皇帝当日下旨时还提到过一句‘后性明敏，涉猎文史。’当时诸般朝臣是没有把这句话往心里去的——这就像各种册封诏书，说的自然是好话。皇帝当然要先夸一夸皇后的水准，才能委任政事。但朝臣们起初如何肯信？在他们眼里，皇后是一直深居宫闱之中的女子，所谓明敏，大约也是后宫事上的‘明’罢了。涉猎文史，大概就是指皇后颇喜诗文笔墨。然而皇后理政数月后，朝臣们不得不承认，皇帝这两句评价，并非虚词。若说皇后大事上的明断，朝臣们还觉得是皇帝养病之余，将圣意传给皇后，她只是代为执行。那么许多突发的庶务朝事上，皇后的明敏果决，也让朝臣们渐渐看清了，皇后，确是能代政的。而在皇后干脆利落处置了一位中书省侍郎后，朝臣们越发意识到，这朝堂上，从此只怕是二圣并立了。亦有朝臣想起《王莽传》中那句‘显奏免之，权与人主侔矣’——侔，相等之意。如此决断三省六部重臣任免事，皇后之权，已经几乎等同于皇帝了。**显庆五年七月。新任熊津都督刘仁轨上奏，禀明一事。百济义慈王一脉子孙，已然尽数点清。只待苏定方大将军还朝时带回京中。大唐灭国战打多了，都已经有了经验——灭一国后，官员可以依旧用当地人，但根深蒂固的王族最好挪走。免得等大唐军队一撤，余留的王室血脉，便以血脉重新自立为王，招揽旧臣形成叛军反唐。过去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。百济又山高皇帝远，只怕更易生叛乱。因此这回，苏定方是准备把所有百济王族都带回长安，从此吃大唐公粮的。然而对着名单一点，发现义慈王还有一子，名为扶余丰，幼年就被送到倭国为质子。苏定方和刘仁轨的看法都是，这个王子一定更得带走！毕竟倭国之前就跟百济勾连，一起打新罗。这回因大唐大军压境，速战速决，倭国都没来得及过来帮百济，战斗就结束了。可若是倭国还留着这个百济王子，说不定就会以此生事。于是刘仁轨以熊津都督的身份，派出了一队使者前往倭国，要求倭国交出扶余丰。然而，倭国拒绝了。不但拒绝交还百济王子，更以怀疑大唐使者旨在刺探军情为由，拒绝了刘仁轨派出的一队使者登岸！直接把使者船拦在‘对马’港口。甚至在对马、壹岐等几个港口，开始屯兵。而刘仁轨一次要人不成，便再也不派人去倭国交涉了——他的性情就是如此。你不肯开门交人是吧，好，那我自己过来开门带走人。故而一封奏疏递于长安。就倭国力保百济王子，备兵于对马、壹岐等港口，兼之拒大唐使节登岸三事，上奏皇帝，倭国必有助百济复国，不利于我朝之心，应早做防范。*姜沃闻此战报，忽然就想起了朝上媚娘讲的大宛国故事。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‘汗血宝马’事端啊。而刘仁轨上书的最后一句，便是请战：“臣欲扫平东夷，颁大唐正朔于海表！”[3]第136章 ‘统’与‘治’显庆五年七月。朝上就熊津都督刘仁轨所上‘请征倭国事’,展开了激烈讨论。讨论的议题倒不是打不打——拒不交出大唐的人（没错，百济王子已经拥有大唐户口了），以及阻拦大唐使者登岸两件事叠加——打肯定是要打的,否则正如刘都督所奏，倭国强保百济王子，必会给辽东局势留下后患。争论点也不在能不能打赢,朝臣们没有一个觉得这是个问题。分歧之处,主要在于此番作战规模——是要打到倭国俯首称臣,从此成为大唐属国？还是就打一场警告战，逼令倭国交出百济王子？朝臣们各执一词，都有理有据。 ', ' '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