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。在武汉，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。无论你在房 间里还是在夜梦中，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。这种时候，我们只能冲到 孩子的房间，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。而我们自己，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，没有 别的办法。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，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，我能明 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，正匍匐在苍天之下。黄凯旋就是被 春天的炸雷击毙的。这是1993年的事情。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，在开出租车， 是一个稍微秃顶，快乐诙谐，乐于助人的人了。大雷雨那天，他正在他红色的出 租车里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。当场人就被烧焦了。我去参加了黄 凯旋的追悼会。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，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 气来，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。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。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，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。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，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 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。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。我们几个朋友 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。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，但也为 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。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。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，导致武 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。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 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。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， 一到午后，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。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 动着蒲扇，不停地喝着菊花茶。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，别的瓜果 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。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，东湖里， 月湖里，莲花湖里，长江里和汉水里。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 回响在安静的凌晨。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，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 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，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 个不幸的消息。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。每年武汉市都在 做着抗大洪的准备。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，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，草龟在前 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，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漂流了。我家也一直 养着龟，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，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，深 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。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 有生命，动物和植物。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。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。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，他剃了一 个光头，站在长江里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，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 上，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。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 了又合，合了又开，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。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 说：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，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！六大毛说离开就离开，他一去北京，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。大毛去了北京之后，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。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。大 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，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 新社会的翻身农奴。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 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。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 倍感沮丧。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：你算了吧，人家是首都的人，你是外省乡下人， 没有共同语言的。柳思思柳眉倒竖，双手叉腰说：放屁。我们走着瞧！后来，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，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 米饭粘上了。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。那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抄家的时 候，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，我当时 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。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。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。我 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，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。大毛也就不再给 我来信了。几个暑假，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，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。 很多同学组织起来，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。柳思思是最积极的。我没 有参加，在熟人越多的地方，我总是越感无聊。无聊感经常导致我—无所获。所以，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 儿旅行去了。1979年的暑假，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。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 候，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。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 车里。火车在行进着，声音响了好一会儿，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。我朝 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“氨了一声，那张脸就模糊了，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 情的黑点，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。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，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。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 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、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 来叫我。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，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。我一听有我 的电话，全身就紧张了起来。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，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 门口的传达室。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。我还是拿起话筒 听了好一会儿。第二天晚上，大毛又来了电话。我跑到传达室门口，透过锁着的 纱门，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。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 老头身体健康，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。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。我拿起话筒，话筒里果然已 经是一片忙音。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？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？因为他居然使 用了电话！第三天晚饭之后，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。我找了几个邮局，都 说不能挂长途，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。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，总 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。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 号码，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一个号码。 之后，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营业员叫号 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，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。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 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。夜已渐深，我担心回校太晚，学校关门。可是我又已经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。后来，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 号码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 跑进电话间。 ', ' '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