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我喝着奶稀。摇头。不屑。“西北来的一只狼。摇滚键盘手。摇滚界很有名气了。”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服装模特儿。模特儿台上看可以，台下体积太大。长腿细脖子像只鸳鸯。模特儿说：“嘿，琴老板。”吴琴心对她俩打量，慢慢吐烟圈。模特儿旁若无人坐下，其中一个气咻咻说：“琴老板，他丫出台费才给三百块，还是他妈的人民币。您帮个忙，告诉他我是谁。”说话间拴在模特儿牛仔裤上的BP机叫起来，她看了一眼，举目四顾找电话。一直坐在旁边抽闷烟的模特儿说：“别理这傻Ｘ！”她一动嘴巴就破坏了脸蛋和浓妆的美丽，下眼睑漾起皱褶，口型松垮疲软。我不忍地转过头去。吴琴心指点着这模特儿说：“你最好少开口。”俩模特儿去打电话。打了电话在另一张餐桌上就餐。吴琴心说：“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，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。她的实力不可估量，一上台魅力四溢。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。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。只能穿裙装。哦——”吴琴心叩叩脑门。想起了什么，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。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。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，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，翻出来给我看。商标上三个绣金字，果然是“念奴娇”。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：“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。完全没个模样。”“对了！”吴琴心把玩着酒杯，教导我，“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。它超越了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，呈现一种自由状态。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，要能勾起人的无穷想象——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。”我说：“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。”“小姐，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。”“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。”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。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。我没吃饱，但吃好了。吴琴心没有吃好，但吃饱了。在饭店门口，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。吴琴心反对。我说：“我们武汉有一首新民谣，说共产党是爹，银行是娘，等等。”吴琴心明白了：“你有爹娘报销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我说。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，吴琴心小声提醒我：“奔驰每公里三块六。”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。吴琴心暧昧地笑了。说：“看来你也不正派。下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。”“下次吧。”我说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，让他开了一张发票。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。我们挥手再见。我步行回招待所。双手抄在口袋里。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。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。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，也是我们的同学，不同班。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。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，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，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。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。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。我们宁死不屈，坚决不写检讨。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。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。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。往事如烟呵！烟在淡去淡去……没有往事，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。见面吃顿饭再见。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。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。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。我觉着挺好玩。要是我做生意，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，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。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。古往今来，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。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。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。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。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。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，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，都是热气腾腾的。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，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。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。毛同志在吃“康师傅”。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。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。毛同志问：“这张饼多少钱？”“八角。”“才八角钱？丸子呢？”“一块二一斤，我称了半斤。”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，说：“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。其实北京挺便宜呀！起码比长沙便宜。”我说：“比武汉也便宜。”这时候王先生来了。换了领带，穿着风衣。风衣不同凡响，我只当没看见他。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，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。王先生说：“眉小姐，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直说。”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。“哎呀，吃这么艰苦干什么？眉小姐，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。”我说：“你以为这丸子便宜？告诉你，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。一块钱一个。”“好。好。”王先生说，“也太贵了一点。毕竟只是胡萝卜，开了发票吗？”“当然没忘记。”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：“学狠了。这么几天就学狠了。”毛同志说：“现在风气就这样，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。”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。他一连吃了七八个。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，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，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。“那我只能买黑票。”“黑票可能贵得很。”“那我买机票吧。”“算了。买黑票吧，不过买黑票有风险。你又不着急走，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。”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。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？资本家德性！我径直下楼，径直往外走。我无处可去。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。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，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。经过招待所大厅时，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。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，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。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：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。我成全他。我扬长而去。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。毛同志说：“天啊，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！”“谢谢你！”我说。“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。”“他活该。”“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？”“我还没有？他才没有！你不知道内情。”“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。”毛同志正襟危坐，严肃地对我说，“我有感觉。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，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。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，所以处世圆滑一些。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。” ', ' '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