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“嗯，你休息。”“工资照付吗？”“照付。”“那我这就买机票回北京。”“不行。”我瞪他：“你不是说我休息吗？”“你在这里休息，随时待命。如果我要见什么人，你得过来当翻译。”“那好，”我看见他孤零零的样子，心又软了，“反正我也没事，今晚开始译《永嘉郡志》，后天晚上译好给你。”“《永嘉郡志》我也可以自己看，我有金山辞霸。”我冷笑打击：“《永嘉郡志》是文言文，道光年间的文言文，你看得懂吗？”其实，我也不知道道光年间的文言文与乾隆年间的文言文有啥区别。就是诈他一下。他用手撑着自己，从床上坐直，说：“看样子，道光年间的文言文对你来说，是小事一桩。既是这样，能不能快点？明天下午三点之前，把译稿交给我。若是晚了，别怪我到王总那里complain.”说罢，掀开被子，那条唯一的修长的腿在地毯上找拖鞋。然后，俯身下去，要从地毯上拾起拐杖。我看着他，猛然又想起N年前的某个夜晚，他开冰箱拿牛奶的情景。一阵没来由地心痛。抢着拾起拐杖递给他。他站起来，穿着一条黑色的瑜珈裤。看得出，行动有些迟缓，似乎还隐隐地咬牙忍痛。他随我走到门口，替我拉开门。他低头我抬头，额头正好撞着他的下巴。我迅速地往旁边一闪。他说： “Off you go.”我正打算走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对了，我的词典呢？词典还我。”他进屋，找到那本远东词典，搁到我手上。如果说，他替我开门，动作还算客气，把这本词典交到我手中，却是明显的不客气。词典的头一页，夹着一个象牙书签。是我爸送我的。现在不见了。我怒目而视，正要发难。他说：“在后面。昨晚我查了几个单词。”“什么在后面？”“你的书签。”我生气不止为这个：“第一页呢？怎么没了？”“撕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你说呢？”我扭头就走。那本《永嘉郡志》并不厚。加上我在九通两个月训练出来的底子，加上沥川想看的重点只有文化和地理，我抽烟、喝茶、喝咖啡，不眠不休地干了一个通宵，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，已经大致译完。字句不是很讲究，但对错肯定没问题。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润色，然后，见沥川的头像在CGP的MSN上显身，一封word文件从MSN上传了过去。一会儿，弹出一条回信：“Thanks. Could I also have a hard copy?”(谢谢，不过，我还需要一份打印件。）我打字，英文：“Don’t you have a printer in your office?”(难道你办公室里没有打印机吗？）没回音，不理我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床头的电话响了。“安妮，到我这里来一下！”一阵小跑，来到他的房间。这回他不在床上，而是坐在轮椅里。手里拿着我译稿。他示意我坐，我只好又坐在那个白沙发上。前天的那块红色还留在原地，朗朗在目。“谢灵运是谁？”“东晋大诗人。”“东晋？”这个词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应该不生疏吧。“陶渊明，你认不认得？”“不大认得。”“谢灵运和陶渊明，是中国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创始人。”“我问谢灵运，你提陶渊明干什么？”“他们都是东晋时期人。”“东晋是什么时期？”无语！郁闷！王沥川，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汉语水平！我花了十五分钟，跟这个人讲东晋的历史。“现在，你明白了？”“明白了。”态度倒老实。“这么说，谢灵运在温州——也就是那时的永嘉——呆过。”“他是永嘉太守。”“这句话，Pond and pool grows with grasses of spring Garden willows very the birds that there sing. 就是他的千古名句？”“嗯，中文读做：‘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’”“我看写得不怎么样。”他说，“要不，就是你没翻好。——你说说看，‘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’这句话，究竟好在哪里？”“谢灵远被贬永嘉，心情不好，整个冬天卧床不起。有一天，他打开厚厚的窗帘，看见窗外的池塘，已长满了春草，园子里柳树发芽，鸟的叫声也大不一样。整个冬季的心灰意懒，于是一扫而空。”看他听得不太懂，我又用英文给他解释了一遍。“你明白了没有？”“意思我懂，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句究竟好在哪里。”“这句好就好在，它用了倒装句。”我在心里检讨，我不该译太多谢灵运的诗。谢灵运是温州的文化名人，所有的方志都会提到他，提到他的诗。可是，我没有必要译那么多啊，如果沥川把每句诗都像这样问我，我非完蛋不可。现在，我只好拿古代语法来为难他了。 ', ' '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