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我觉得，自己的笑容僵住了：“身体？他身体看上去挺好的啊。”“听说是滑雪受了伤，加上他严重贫血，本来就难得好。江总打电话请他的时候，他还住在医院里。这两天一忙，好像又加重了。本来他说，设计完成之后，要和大家一起做建筑模型，现在江总说什么也不敢让他干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做模型要用裁纸刀，万一他不小心划伤自己，止不住血，就麻烦了。”我从没听说沥川贫血。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，他就只生过两次病。一次是肺炎，住院了，不过，听他的口气，说是医生小题大做。一次是发烧，吃了几颗银翘片，还是我逼他的。他平日看上去精力充沛，没有半点贫血的样子。我还想继续问下去，小丁却在看手表：“安妮，不和你聊了，我得忙我的去了。”我回房，继续躺在床上，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焦虑。紧接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看号码，是张总。“安妮，你还在宾馆吗？”“在。”“能去机场接两个人吗？外国人。”“能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踊跃。我是这里唯一的翻译，又是最闲的，我不去谁去。“是这样，来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霁川和一位法国设计师，名字叫Rene。王先生本来打算亲自去接机的，可我们现在还在现场勘测，赶不回来，所以麻烦你去接一下。住处我们已经安排好了。”“航班号和到港时间是——”“王先生说，他把班次和时间打印在一张纸上，就在他的办公桌上，走的时候忘记拿了。只记得好像是下午六点半到温州。我刚给保安打了电话。你可以到服务台去领一把备用钥匙，把那张纸拿出来，再去接人。”我一看手表，五点四十。时间紧迫。我关掉手机，到服务台拿钥匙，打开沥川的房门，找到那张纸，回屋匆匆忙忙地换了套像样的衣服，化了妆，拿了我的手袋，就打的去了机场。冬季的温州，天黑得很早。机场十分忙碌。我在巨大的电子公告栏里找到了我要找的航班号，发现因为“天气原因”，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。从北京到温州，是两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所以，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。我买了一本杂志，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来，打发时间。等了一个小时，我又去看告示牌，发现飞机还是没有起飞，不过，预计起飞时间变成了22：00。我有些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电脑。里面有不少电子书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怎么打发。烟瘾发作了，我到商店买了一包烟，跑到大门外的一棵树下抽了一支。再回来，又买了一本杂志，继续等。九点钟的时候，我跑到门外抽第二支烟，手机忽然响了。一个陌生的号码。“喂？”“安妮。”听见这个声音，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。“……王总。”“飞机晚点了？”“嗯。”“预计什么时候到港？”“十二点。”“不用等了，先回来吧。”“不回来，这是张总给我的任务。”“我是张总的上司。”“如果我回来，那么，客人到了，谁接？”“不用接，可以坐机场巴士。”“机场巴士？王总，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，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。我，谢安妮，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，执行到底。”我油腔滑调地答道。电话那一端，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哪里？”“候机厅的咖啡馆。”“为什么我没有看见你？”“……我在洗手间。”“把烟掐了，过来见我！”沥川的声音，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，嗯，这么凶的口气，真是少见。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，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。他穿着假肢，坐在轮椅上。瘦削的脸，纯黑的西服，浅蓝的衬衣，条纹领带。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，无论老少，都在偷偷地看他。沥川不喜欢轮椅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坐。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看见沥川坐轮椅。我“Hi”了一声，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，坐了下来。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。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，他背过身去，轻轻咳嗽，然后说了一声sorry。我在心中暗笑。沥川还是老毛病，无论是咳嗽、打喷嚏或不小心碰到人家，都会赶紧说sorry。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，点错了一个键，都会对着机器说sorry．“你想喝点什么？”他问。 ', ' ')
